戈夫曼女儿的六年田野调查
爱丽丝所说的“在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词汇，而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即使不被通缉的黑人青年，也会因恐慌入狱而选择“逃亡”，拒绝与司法机构合作，致使他们长期处于“半合法”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
2002年，当爱丽丝·戈夫曼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在校学生时，就开始为黑人高中女生艾莎辅导功课。不久，爱丽丝搬进费城一处黑人社区，住在艾莎家附近。艾莎的妈妈称爱丽丝为“另一个女儿”。通过艾莎，爱丽丝认识了她的堂弟罗尼，通过罗尼，又认识了21岁的麦克。罗尼和麦克刚刚从监狱获释。一名白人女孩的出现，引起麦克邻居和伙伴们的警惕，爱丽丝在街头遭到盘问。麦克走过去解决了问题。
爱丽丝不仅成功融入费城这个叫做“第六街区”的黑人聚集区，还征得同意去记录他们的生活，从此开始了她为期6年的现场调查。2009年，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社会学博士期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刊发了调查报告《在逃：费城通缉犯》。爱丽丝的发现令人吃惊：大量美国黑人青年处于“在逃”状态。
现在，爱丽丝是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一名助理教授。今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书《在逃：一个美国城市里的逃亡生活》，该书在前期论文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细节。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这本书引起的反响是惊人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大西洋月刊》都刊发了书评。
其实，书中记录的种族问题，美国社会并不陌生，但却依然为之震惊。论文及图书并未采用社会学传统的研究方式，比如统计，而是准确记录。记录的笔锋就像手术刀，在众人已感知的痛处划了下去。
没有钥匙，只有手铐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加大对贩毒、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全国社区部署大量警力，实施 “零容忍”政策。有研究显示，过去四十多年，美国监狱羁押人数增加近7倍，其中黑人占相当大比例；每9个黑人青年中就有1个待在监狱，而这一比例在白人中不到2%。
爱丽丝调研了“第六街区”的217个家庭。她亲眼目睹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警察在街头拦截审查，夜晚破门而入，搜查、拘捕。拘捕的罪名，除了贩毒、抢劫、谋杀，大部分是轻微罪或过失。
爱丽丝发现，从2007年到2010年，“第六街区”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的308名黑人男性中，有144人曾因未缴纳诉讼费或未按时出庭被拘捕，117人因违反假释或保释条例被拘捕。这意味着，“第六街区”每一个黑人青年都可能会因犯个小错而失去自由。
麦克的朋友查克，上高中时只因无法忍受同学辱骂他的母亲为“毒贩子”，一气之下打了对方一拳，随后被拘留、监禁，失学，贩毒，入狱，人生轨道彻底偏离。
“第六街区”的司法生态开始紊乱。为躲避牢狱之灾，黑人青年想尽一切办法避开警察，甚至选择逃亡；警察在抓捕中，则用尽手段，比如威胁、殴打、胁迫揭发，而这又进一步扭曲了社区中家庭及朋友之间的关系。
爱丽丝研究发现，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状态反过来又造成“第六街区”的暴力犯罪几率加大。受到追捕威胁的人几乎自动放弃司法资源，任何冲突只好依靠自己解决，最终常常诉诸暴力。处于假释或保释期的人，也在竭力避开警察，他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将其送回监狱。
爱丽丝所说的“在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词汇，而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即使不被通缉的黑人青年，也会因恐慌入狱而选择“逃亡”，拒绝与司法机构合作，致使他们长期处于“半合法”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
有社会学者提出，爱丽丝这篇研究揭示出美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个重大失败之处：花费大量财力、人力去监控、拘捕，而不是帮助黑人走出困境，造成“种族隔离感”越来越深。在研究中，警察处在被批评的位置上，但爱丽丝清楚，这终究还是社会问题，不能只把责任推给他们。
“许多执法者也明白，这些贫穷、失业、毒品、暴力都是社会问题，不是把人抓进监狱就能解决的。可是，他们没有配备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他们只配有手铐。”爱丽丝写到。
远离警察和医院
监狱
亚历克斯和多娜的儿子刚刚出生，爱丽丝去医院看望他们，这时两名警察追了过来。他们要拘捕亚历克斯，因为他几个月前曾因喝酒违反了假释条例。见一名警察拿出手铐，多娜哭着请求他们不要把亚历克斯抓走，请求让他陪着过了今晚。
爱丽丝后来从两名警察那里了解到，他们原本并不知道亚历克斯就在这家医院，只是那天送一名受到枪击的疑犯到医院，顺便浏览了一下医院的来访名单，碰巧看到他的名字。
亚历克斯被拘捕以后，“第六街区”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再在医院里出现，即便是受伤，甚至是他们的孩子出生。
一天早上，爱丽丝正与麦克和查克在外面吃早餐，庆祝麦克结束监禁期。查克的母亲打来电话，说他新买的汽车被人放火烧了。查克断言一定是“第八街区”的人干的，有人刚刚同他结仇。查克沉默很久，他正被警察通缉，报警是自找麻烦。查克说放火的那个人也清楚他一定不敢报警。
几天后，查克与麦克开车到“第八街区”，照着他怀疑的人开了一枪。没打中。有目击者认出查克，报了警。于是查克又多了一张拘捕令：蓄意谋杀。
17岁的雷吉也在被追捕，但警察几次都未能抓到他。一天夜里，警察破门而入，命令雷吉的弟弟和爷爷趴在地上，双手抱头。雷吉不在家。警察看了雷吉的妈妈一眼，又瞧了瞧地面上的蟑螂和猫屎，然后警告她，如果她不把雷吉交出来，他们就给儿童保护机构打电话，把她的小儿子带走，“这里不适合孩子居住”。这一晚，爱丽丝也在现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破门而入了。
儿子刚刚度过一岁生日后不久，一年前从医院被抓走的亚历克斯获释回家，假释期还剩一年。他在父亲的空调修理店本分工作，终于熬到还剩三个星期假释期就将结束。一天晚上回家路上，有枪顶在后背，将他逼进小巷。蒙面人不仅抢走他的钱，还用枪把重击了他的后脑勺和面颊。麦克与爱丽丝赶到现场后，看到亚历克斯正趴在地上找牙，满脸是血。亚历克斯坚决不去医院，他说假释官会以违反宵禁或打架斗殴之名指控他违反假释条例，从而把他送回监狱。
爱丽丝六年来在“第六街区”接触到的所有人里，只有亚历克斯一人顺利度过假释期。
爱丽丝.戈夫曼丨《在逃》
以上都是爱丽丝论文中记录下的细节，她依赖细节支撑结论。记录式的“民族志”研究曾经一度在美国社会学界占据一席之地，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研究方式逐渐遭到边缘化，社会学者们更多使用问卷调查与统计方法。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有所复兴，但“民族志”研究成果仍被一些社会学者诟病为“更像新闻作品”。
年轻的爱丽丝·戈夫曼再次给“民族志”研究带来争议。有学者批评爱丽丝的研究结论欠缺科学性，在他们看来，数据比细节更能说明问题。然而，爱丽丝的著作因引起的巨大关注而有可能影响到美国黑人聚集区治理的政策调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布鲁斯·韦斯顿称赞《在逃》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我能够现场记下他们的讲话，就标有引号；他们讲完我再记录下来的，不用引号；事后再记录的，总结大意。”爱丽丝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解释了她记录的方法。她很少去提问，只是冷静旁观、记录。麦克、查克、亚历克斯等一连串人名，甚至连“第六街区”都是虚构的名字。
《纽约客》上发表的书评，出自长期关注美国社会问题的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之手，他称赞《在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美国社会学界不少人很早就在期待爱丽丝·戈夫曼的著作问世。
欧文.戈夫曼
在社会学界，戈夫曼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欧文·戈夫曼是上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于1982年去世。那年，爱丽丝还是一个婴儿，她是欧文的女儿。